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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有哪些臭名昭著的实验？

历史上有哪些臭名昭著的实验？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恐怕就是纳粹死亡医生门格勒的双胞胎实验了。

门格勒比我们想象的，要年轻得多。

欧战爆发时，生于1911年的约瑟夫.门格勒仅有28岁。

门格勒是一个医生，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过哲学和人类学。

可以这么说，门格勒在没有接触纳粹党之前，就是个坚定地种族主义分子。

他认为雅利安人是最高贵的种族，是经过进化以后产生的种族优选的结果。

由于门格勒的主要理念同纳粹没有不同，双方很快走到一起。

门格勒很早之前，就对双胞胎有兴趣，认为这是人种学的突破口。

当科学家违反道德禁忌时，预计会发生可怕的后果。

沙蚤，也被称为跳蚤，非常恶心。它在宿主的皮肤中钻洞，在皮肤里膨胀、排便和产蛋，直到4-6周后死亡，仍然嵌在皮肤里。为了了解它们的性生活以及他们是如何繁殖的。马达加斯加的一位研究人员，她让其中一只沙蚤在她的脚里生活了两个月。

她的观察得到了回报:她发现，这些寄生虫最有可能在雌虫已经进入寄主体内时进行交配。

为了更确切的了解肥胖的根源到底主要是基因遗传还是表观遗传，一个加拿大团队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研究。

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一个臭名昭著的实验，会告诉我们，现实是多么可怕！

斯坦福监狱实验，大名鼎鼎，细思极恐。

1971年夏天，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模拟了一个环境：监狱。他和同事们在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然后找到了24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都非常健康，心智正常。津巴多告诉他们，如果配合这个为期14天的实验，每人每天就能拿到15美元的报酬。

实验把24人随机分为了2组，每组12人。其中一组装扮成看守，另外一组装扮成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模拟在监狱的生活。

为了逼真，犯人会被“警车”押送到监狱，然后被搜身，扒光衣服，清洗消毒，紧接着换上囚服，戴着脚镣被关进牢房。

犯人们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他们三人一组被关在一起，接受“看守”的看管。而另一组看守，没有接受任何培训，只是被告知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晚上，看守就在半夜吹响了起床哨，让犯人起来排队。当然，犯人们第二就开始抗议，他们用床堵住监狱门，不让看守进来。第二拨换班的看守看到这个情况，认为上一波人太过仁慈，非常气愤。于是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拔掉囚犯的衣服，把带头捣乱的囚犯关禁闭。

但是，每次只有3个看守值班，显然对付不了这么多的犯人，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找到了3个表现较好的犯人，把他们单独关在一起，给他们非常好的待遇，好吃好喝的。半天之后把他们放回去，又把3个带头捣乱的囚犯带走单独关押。于是，囚犯们认为表现较好的3个人是告密者，所以才获得了好的待遇。

在2010年秋天曝光的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根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8月29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实验，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

该试验由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约翰·查尔斯·卡特勒博士主持，卡特勒也曾参与1932年至1972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进行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试验主要在危地马拉的监狱、一所精神病患收容所和一处军营进行，对象包括监狱内的囚犯、危地马拉军人、精神病人等。

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性病试验共涉及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患者，219名囚犯以及6名妓女以及另外的39名性病患者。这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美国性病人体实验的牺牲品。这其中至少83人在试验中死亡。 　　这项不道德的试验直到1948年才在危地马拉结束，而美国结束这一试验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当时青霉素的成本实在太高，另一方面是美国的这一试验已经开始引起媒体的注意了。尽管美国从危地马拉撤出，但这一实验的实验室部分一直秘密进行到了50年代初。

事件的曝光来自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档案文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从事女性和医学史研究的专家苏珊·里维尔比在查看文件时惊讶地发现，卡特勒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里维尔比在一篇长达29页的文章中，披露了“‘美国实验人员有时让囚犯、妓女或精神病患者喝下含有性病病毒的蒸馏水；有时为了让一些妇女感染性病，拿带有病毒的注射器划破她们的口、脸和手臂……’ 而这些“人类小白鼠”对实验目的毫不知情。这些实验对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疗，有的则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事件被曝光后，危地马拉政府立即予以强烈谴责。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称之为“违反人性的罪行”。危政府表示，“保留将这一事件提交国际法庭的权利”。 危地马拉副总统埃斯帕达29日称，危地马拉方面已经找到5名非法实验的幸存者，并准备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最大的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实验对他们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响。 据介绍，这5名幸存者年龄在85岁左右。埃斯帕达表示，危地马拉政府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应对。

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强调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下令组成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也联合发表了道歉声明。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表示，

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 该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谴责“这是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 她说：“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连对人权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实验毫无道德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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